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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土论文范文文献 超过疆土:丹麦“特色”影戏培训、本领建树与人才扶持的跨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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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欧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电影教育制度建设对于电影和电影文化提供了广泛而持续的支持。以丹麦为例,创建于1966年的丹麦国家电影学院(National Fi_lm School ofDenmark)即体现了这种支持。作为一所精英化的公立艺术院校,丹麦国家电影学院对20世纪90年代末“新丹麦电影”的出现做出了突出贡献,并由此在全球享有盛誉(Philipsen 2004;Hjort 2007)。近年来,对电视制作与剧本创作所提供的支持,使得丹麦国家电影学院与风靡全球的丹麦电视剧《谋杀》(The Killing,丹麦名为Forbrydelsen1、《权力的堡垒》(Borgen)等联系在一起(Novrup Redvall20131。 同时, 包括拉斯,冯,提尔iLars vonTrier)、托马斯,温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和苏珊娜,比尔(Susanne Bier)在内的知名导演和编剧与“新丹麦电影”的联系,也使得“新丹麦电影”赢得了助力梦想、战略视野和雄心勃勃的国际声誉——无论是对于渴望电影创作的青年电影人、电影产业本身,还是政策规划而言都是如此。这些观念相应带动了一系列以实践为寻向的能力培养。无论是否是刻意策划,它们都共同产生了广受赞誉的多场所项目Ia multi-sited project)。这一多元项目包括一系列广泛的、不同形式的电影培训、素质培训和人才扶持,从而确保了对于电影实践领域的多方位介入。其间,所提供的丰富支持可见于丹麦电影协会(Danish Film Institute,DFI)明确而有力的推广[如电影研讨会以及2004年始的“新丹麦银幕”人才扶持计划(Nielsen 2014)],电影实践环境的领军角色塑造(如Avedore电影城、面向青少年的电影学校STATION NEXT的建立),以及鼓励电影工作者设想并投资另类制度建设的创业[如1999年,在丹麦国家电影学校(一系列)拒绝之后,由Carsten MyUerup、 Linda Krogsoe Holmberg和Jens Mikkelsen三位电影人创立的“Super 16”电影学院,参见Sissel Faerch 2012]。

学无国界

行业规范的确立: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坛职业电影人的培育

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系统:当代丹麦电影产业国家资助政策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体系构建

国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比较——日本、德国、丹麦为例

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并不旨在从宏观层面详细描绘北欧电影教育实践的复杂生态图景,而是从当代丹麦电影教育、人才扶持计划跨国运作的现状入手,探寻北欧电影跨境合作的方式,以及超越北欧疆界的全球化合作路径。过去十年间,电影研究迎来了“跨国主义”的转向,电影学界涌现出诸多从跨国维度审视电影制作的研究成果I例如Morris,Li, and Chan 2005; Nestingen and Elkington2005; Ezra and Rowden 2006; Newman andDurovicov d 2010: Koo, Smaill, and Yue2013),其探讨的问题涉及当下与以往各国电影发展模式的利弊分析。但在现有研究成果之外,尚有一类问题亟待讨论,笔者欲称之为“电影人本体的跨国主义”,也即跨国主义语境下电影人的能动性问题。这一形态的跨国主义可追溯到最早的电影实践阶段,并在殖民/后殖民以及区域政治语境中有所体现,如西非电影人倾向于到法国接受电影教育,立陶宛电影人则大多到苏联学电影(Sukaity忙2013)。近年来,随着异国求学、人才扶持计划等众多跨国电影活动的开展,电影人本体的跨国主义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运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一些项目主办方声称会重视选拔的平等性、包容性和公正性等问题,但本体跨国主义的存在依旧会使特定电影较之其他电影更容易通过审查,这也是该现象值得深究的意义所在。本体跨国主义已成为全球化世界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其基本构架,即笔者所言“电影人的能动性”(Hjort 2010)值得深入讨论。电影教育不仅涉及技术,也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文化差异、资源不平衡等问题;因此,电影研究的跨国主义转向显得意义非凡,对于丹麦这样的边缘性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下文将首先简述丹麦电影教育和人才扶持计划的跨文化运作现状,并探讨其动机及意义所在。简言之,即跨国主义转向是否是国家软实力构建的方式之一,例如经由跨国电影活动能否整体提升丹麦电影人的专业素养抑或其动机实际上更为复杂,甚至涉及到超越了国家层面上的内/外群体性差异例如在众多跨国运作项目中所呈现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交流合作、电影艺术和影像人权等层面上的关联变得越来越松散。对此,本文将从概念性、社会性、价值性和评估性四个层面进行深入讨论:

无国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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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丹麦电影机构采取何种模式广泛参与到跨国电影教育实践当中

社会性:上述模式或框架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既存的跨国人际关系网络抑或在何种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此类关系网络的构建

价值性:此类跨国电影教育的实施和发展能带来何种利益

评估性:电影人在参与此类实践的过程中将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欲分析当代丹麦电影教育实践的跨国运作现状,最理想的状态是对每一个跨国项目都进行研究。无论是赫赫有名的丹麦国家电影学院“中东计划”(Hjort 2013),还是由其他丹麦组织、机构举办的各类活动,所有案例都不同程度涉及跨境电影培训、能力建设与人才扶持计划。然而,本文在此仅着重聚焦于知名纪录片电影节CPH:DOX及其主办的DOX:LAB人才扶持计划(DOX:LAB已于2014年更名为CPH:LAB,但鉴于本文所用数据仅涉及2009-2013年,文中将沿用DOX:LAB的称谓l。下文对DOX:LAB案例的分析实际上隶属于笔者所做的一项课题,该课题除DOX:LAB秦例外,还对其他四个同类项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简述笔者课题中所做的五个案例研究,介绍每个项目的组织架构、资金来源和基本宗旨,将有助于在多样化的跨国电影教育实践中阐述丹麦电影的实践进程。

——阿拉伯电影协会(AIF)。2005年由丹麦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Media Support出资成立于约旦安曼,协会致力于区域性能力建设,主要举办研修班和一些扶持项目。AIF后于2009年在黎巴嫩贝鲁特重建,更名为Screen Institute Beirut(SIB), 由Henning Camre出任协会会长。他曾为丹麦导演Jorgen Leth的影片The尸erfect Human(Det perf欢te menneske,1967)担任摄影,并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英国Beaconsfield影视学院以及丹麦电影协会中出任管理层,现任欧洲电影政策智库成员。

——International Media Support (IMS)结对计划。由五家丹麦媒体与人权组织共同创立于2001年,得到丹麦外交部和平稳定基金(FRESTA)和丹麦国际发展援助中心(DANIDA)的资助。IMS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中东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Hjort 2013),并开展了一系列意在进行能力建设与人才扶持的结对计划(电影专业人才结对)。其中,叙利亚导演Diana El Jeiroudi的影片Dolls: A Woman from Damascus (2008,与丹麦制片人Mikael Opstrup,丹麦制作公司Final CutProductions合作l、 黎巴嫩导演Ahmad Ghossein的影片An Arab Comes幻Town (2008,与丹麦导演Georg Larsen合作)是该计划的核心成果。

——Station Next。由丹麦文化部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最早位于Peter Aalbqek Jensen和拉斯,冯,提尔两位导演的“Avedore电影城”,如今在Aarhus和Faa´oorg运营着两个分部。该组织致力于为13-18岁的青少年及其教师提供电影培训。近年来,在丹麦文化发展部门(DCCD)的资助下,Station Next基于电影人权理念,与印度女导演米拉,奈尔的Maisha电影实验室合作,在东非地区此前的教育传播与延伸服务基础上开展了“Youth& FⅡm Uganda”系列电影教育活动,并得到丹麦电影协会下属儿童与青少年电影中心的协办。该中心负责人Charlotte Giese与桑古巴国际电影节(ZIFF)的长期合作对整个项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Danfaso文化发展计划。创立于2011年,得到丹麦文化发展部门资助,合作伙伴包括丹麦驻布基纳法素首都Ouagadougou大使馆、Imagine电影学院(由布基纳法素导演Gaston Kabore创办),以及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电影学院(包括其继续教育部门)。

——马里一丹麦文化合作项目。2013-2016年(截至本文完成写作时,该项目刚进入其第二阶段的发展),该项目已成功孵化了一系列电影实践,如:马里导演Sidi Diabat色的故事片Da Monzon(2010)在哥本哈根“Avedzre电影城”完成后期制作;丹麦电影协会下属Glostrup电影资料馆(DFI Isfilm archive in Glostrup)与马里巴马科国家电影中心(CNCM)合作,为保护马里电影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了老电影归档行动;在巴马科国家电影中心筹建电影后期制作基地;众多丹麦电影人远赴巴马科国家电影中心提供电影培训,如知名制片人AnneJuul、档案管理人Jakob Trock,以及电影导演Per Fly等。与Danfaso文化发展计划一样,马里一丹麦文化合作项目也受到了丹麦文化发展部门的资助。

从方法论来说,笔者在上述六项案例中所选取的研究路径大体相同。简言之,除了对具体影片进行文本分析,参考政策文件、新闻报道和行业报告之外,对各电影机构负责人、政府官员、出资人、项目主管、机构讲师、电影从业者、制片人和档案管理人进行的深度访谈也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环节。其中一些访谈采取面对面的形式,部分则借助了社交软件Skype。在Danfaso文化发展计划的案例中, 笔者曾于2013年Ouagadougou电影节(FESPAC。)期间指导了Imagine电影学院学生制作新闻片,丹麦国家电影学院继续教育部门的JensBonding也于当时在Imagine电影学院开设了声音制作课程。

DOX:LAB与人才扶持计划的“去国族化”

DOX:LAB人才扶持计划创立于2009年,隶属于哥本哈根CPH: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由欧洲纪录片协会(European Documen切ry Network)、丹麦电影协会以及NatFilm Festivalen三家机构共同协办。NatFilm Festivalen在2003年宣布成立CPH:DOX电影节的报道中公开致谢了“一批丹麦纪录电影业界人士,包括:拉斯,冯·提尔、Jg rgenLeth、 Jon Bang Carlsen、 Mikala Krogh(kontakt Nord公司导演l、Karolina Lidin、 制片人Carsten Holst (Zentropa Real公司)以及记者Lars Movin”。 (Foss, Larsen and Steinmann,2003) CPH:DOX电影节的创立者Tine Fischer原为芭蕾舞演员,后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电影学学位。作为北欧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CPH:DOX不仅吸引了众多电影爱好者,成功将纪录片带出了“小众文化”圈,也为哥本哈根打造“创意产业中心”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哥本哈根市政府和Wonderful Copenhagen评委会共同授予CPH:DOX电影节该年度的文化大奖(Barfod2013)。总的来说,CPH:DOX电影节力图化身为“电影人和视觉艺术家探索新方向的博物馆和游乐园”,为纪录电影带来“创造力”与“美学革新”(Foss,Larsen and Steinmann, 2003)。

“专为优秀电影人打造的DOX:LAB跨文化项目”将CPH:DOX电影节的视野引向了人才扶持。丹麦电影本质上带有强烈的国族性。各式各样的国家机构、战略框架和民族文化传统极大限制着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DOX:LAB人才扶持计划正是为解决这一局面应运而生。CPH;DOX电影节创始人Tine Fischer在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的专题讨论会上,围绕DOX:LAB人才扶持计划入围影片Accidentes gloriosos (2011,由MauroAndrizzi及Marcus Lindeen执导)发言时指出,对墨守成规的“倦怠”终将引领我们超越国族概念的边界。

DOX:LAB人才扶持计划之所以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因为其表征了一种对丹麦电影国族性传统的潜在批评。该计划创始人Fischer所描绘的图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丹麦电影在当下普泛的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并未广泛吸收多元化人才,甚至在实际制片环节中始终遵循着国族传统。在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性融合发展进程中,这些传统束缚着丹麦电影人才的培养,天然具有跨文化亲缘性的艺术领域则是潜在突破口。正如下文即将提到的,在离散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之间进行一对一小范围合作,由此形成一种跨文化伙伴关系,是DOX:LAB所奉行的核心模式。基于这一理念,跨文化人才扶持计划进一步成为国际合拍片的一种替代形式,将“在欧盟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制片公司之间搭建起合作桥梁”。(DOX:LAB 2012,5)下文将对DOX:LAB模式的实际运作进行阐释,并探讨电影人如何从中受益。合作理念是DOX:LAB人才扶持计划的定性特征与创立宗旨,而且此类合作不仅跨越文化差异,还跨越了所谓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因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能否在扶持计划中获得同等机遇,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论题。

在“创新之源:电影节扶持计划”一文中,Marijke de Valck (2013)提出了五种定义和比较不同电影节人才扶持计划的关键性因素——路径、规模、时效,实训与成本。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借鉴了这一方法,并主要运用了路径分析。

DOX:LAB的组织架构及项目案例

DOX:LAB项目主管, 捷克乌干达裔导演Patricia Drati Ronde (毕业于BratⅫava表演艺术学院电影学专业,任职期间与CPH:DOX电影节创始人Tine Fischer始终密切合作;2015年Drati卸任后由Mille Haynes接任项目主管一职)在访谈中把DOX:LAB的原创模式总结为“双导演模式”,即由一位欧洲籍和一位非欧洲籍电影人搭档。

2009年首届DOX:LAB项目期间,Fischer和Drati挑选了一些经验尚浅但极具潜力的年轻电影人,有些人甚至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但第二年,选拔标准就开始倾向于更有经验的成熟导演(Drati2013)。这一转变意味着DOX:LAB明晰了自身定位,即着眼于深挖现有人才价值,而非孵化潜在人才。DOX:LAB项目的参与路径为邀请制,每年仅接收十对导演组合。为了确保扶持资金能够继续周转从而实现长远发展,Drati呼吁电影节主席和项目委员会维持这一小型规模:“每年超过十对导演毫无意义,那会失去小班化教学的趣味性。”(Drati2013)

DOX:LAB扶持计划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为期九天的研修班,安排在每年9月CPH:DOX纪录片电影节期间。搭档的两位导演将初次碰面,并共同完成一个电影大纲,一些国际知名电影人也会作为项目顾问参与其中(Drati 2013)。

曾入选DOX:LAB扶持计划的马来西亚导演吴明金(2010-2011年与丹麦导演Jeppe Rende搭档)表示,第一阶段的研修班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大师班,而是一个结识业内不同人土、开阔视野的机会。吴明金盛赞哥本哈根是一个美妙的城市,丹麦人非常自信且有主见,DOX:LAB扶持计划的一系列研讨会也都十分精彩。他坦言,自己之所以接受DOX:LAB扶持计划的邀请,主要是想了解斯堪的纳维亚电影人的实践情况,并希望在哥本哈根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而拍摄短片、挑战双导演合作并非他的主要兴趣。对吴明金来说,DOX:LAB扶持计划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文化差异与合作并存的语境(Wo0 2014)。由此可见,汉仅在电影专业技能上精益求精,对于深挖人才价值来说意义不大,唯有在扶持体系中接触新的思考方式、反思以往的拍片经验、定义新的内容与形式,才能真正激发人才潜力。

DOX:LAB项目的第二阶段是为期九个月的制片实践,将在电影节结束后立即启动。除了为人选导演报销第一阶段的所有费用,主办方还将为每个短片项目提供100万丹麦克朗的制片经费,前提是必须落实双导演模式,并且在欧洲境外拍摄。第一阶段研修班期间分配的国际项目顾问,将会在第二阶段的制片环节中继续提供指导(根据实际需求可选择要或不要)。近年来,入选的导演组合更获得了直接进入国际合拍片市场的机会。上一年度投入拍摄的电影项目将在下一年度的CPH:DOX纪录片电影节上公映,但并不要求影片必须拍摄成纪录片。从跨文化双导演模式的实施,以及纪实与虚构交错下的电影语言革新,可见DOX:LAB项目不仅在文化层面,也在电影形式上倡导融合创新。这一扶持计划虽然经由项目驱动,但更注重过程而非结果。

夠了对DOX:LAB扶持计划的组织架构做进一步的路径分析,以便为后文评估该项目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项目成果作必要铺垫,此处选取六个入围DOX:LAB扶持计划的电影项目进行案例分析,其中两个项目分别选自第一、二届DOX:LAB扶持计划,围绕项目所做的访谈也尽量同时采访了组合中的两位导演。在六个案例中,三个真正落实了双导演模式,其余三个则因故未能落实。下文将对未能落实双导演模式的原因,以及DOX:LAB主办方面对此类现象所作的策略调整进行分析,借此阐明DOX:LAB项目的价值理念,以及跨文化双导演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以下是本文所选的六个项目案例,。表示成功落实双导演模式,。。表示背离双导演模式:

2009/2010:

Camma Magid (丹麦),Mahasen Nasser-Eldin(巴勒斯坦l:凡砌Palestine with Love (2010)。

Co血le Shawi(黎巴嫩l,Nikolaj Bendix SkyumLarsen I丹麦l:/Love You Endlessly (2010)+

2010/2011 :

Jeppe R①nde (丹麦),吴明金(马来西亚):Girlin the Water(2011)*

Mans Mansson (瑞典),李红旗(中国):Strandedin,Canton (2014)。。

2011/2012:

Flora Lau (香港),Elina Talvensaari (芬兰):Start from Zero (2012)+.

Frederick Kigozi (乌干达),Mira Jargil (丹麦):This jsMy Family (2012)**

战略伙伴与人脉资源:

DOX:LAB项目路径分析 通过与众多知名机构和专业论坛建立伙伴关系,DOX:LAB项目得以构建起庞大的人脉资源网络。这一资源网络的影响是双向的:不仅能为DOX:LAB项目输送更多优质导演,也能够保证受邀导演接触到业界资源,从中获得更多实践机会、习得更多专业技能。除了维护现有的人脉资源,DOX:LAB项目实行的双导演模式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关系网络。从第一阶段的研修班到第二阶段的拍摄制作,导演组合在交流互动中建立起私交,潜在促成了跨国群组关系网络的形成。同时,在所有成功落实双导演模式的案例中,搭档导演倾向于共享各自的人脉资源,其结果是搭档双方都扩大了各自的交际圈。此类基于导演私交而建立起来的资源网络,又将在整个DOX:LAB项目中得到共享.

战略伙伴对于人才扶持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DOX:LAB项目与西非、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电影节广泛合作,并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电影节(及其电影扶持计划)、香港国际电影节(以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迪拜国际电影节(以及迪拜电影联合会)的合拍片市场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双导演合作机制,更多欧洲导演将进入到其搭档所属国家的合拍片市场。虽然进军合拍片市场的实际价值待议,但此举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即在电影人与诸如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等机构之间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Lau 2014)。有趣的是,此类战略伙伴关系主要是在MEDIA Mundusprogram的推动下构建起来的,该组织曾长期资助DOX:LAB扶持计划的运作。

虽然最初只是为了满足MEDIA Mundus program的要求,但战略伙伴关系如今已成为DOX:LAB项目实训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了主办方和受邀导演的一致认可。在DOX:LAB项目初创时期参与过入围影片制作的一位电影人(以Super 16项目制片人身份参与了CamiLLa Magid与MahasenNasser-Eldin联合导演的影片From Palestinewith Love)认为,早期DOX:LAB项目的人脉资源网络十分孱弱,如今开拓出合拍片市场无疑是明智之举(Krarup 2013)。

在实训环节之外,还有第二类合作伙伴对DOX:LAB项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项目投资方。例如在2013年,DOX:LAB项目与欧洲众多国家机构进行了合作,如丹麦电影协会、瑞典电影协会、挪威电影协会、爱沙尼亚电影基金会、克罗地亚视听中心、立陶宛电影中心和波兰电影协会(DOX:LAB 2013)。上述机构为DOX:LAB扶持计划中的双导演短片项目提供一定数额的制片经费,具体数额视本国受邀导演的人数而定。虽然各机构会向主办方推荐导演人选,但主办方仍将依据自身标准,评判导演的个人能力和彼此配合度而最终确定组合人选。

此外,DOX:LAB项目带有强烈的“亲缘性跨国主义”(affinitive transnationalism)特质(Hjort2010b),这在其与第三类合作伙伴的互动中尤为明显。此类合作伙伴或基于语言的同源性,或基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相似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或基于二者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而形成了亲缘性。在DOX:LAB项目与上述第三类合作者的互动中,价值形态维度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个显著的例证是,自2010年以来,DOX:LAB项目邀请了大量乌干达导演,原因是丹麦电影协会下属儿童与青少年部门在东非开展了一系列电影活动,而DOX:LAB项目正好秉持了与之相似的价值观与发展理念,即尊重儿童与青少年的影像表达,维护其共享影像资源的权利。换言之,上述两个组织拥戴同一种电影观念,即把电影视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推进社区建设的方式。东非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群年龄在15岁以下,人口总量呈爆炸式增长,儿童与青少年的成长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出于对这一人口问题的敏锐意识,以及试图通过电影帮助当地儿童和青少年迎接挑战的决心,Marti_n Mhando (桑吉巴国际电影节主席)、Charlotte Giese (丹麦电影协会儿童与青少年部门负责人)两人历时多年将桑吉巴国际电影节打造成为一幅“儿童全景”。(Giese2008)丹麦电影协会和桑古巴国际电影节之间的合作关系此后催生了该地区另一个跨国项目——乌干达青年电影节。该项目最早由丹麦文化发展部门(CCDD/CKU)发起并资助,后由丹麦电影协会与乌干达导演米拉·奈尔的Maisha电影实验室共同承办,并与丹麦Station Next电影学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Maisha电影实验室在2010-2012年期间与DOX:LAB项目保持着密切合作,为后者输送了大量非洲电影人才。其中一些人此前曾入围过乌干达青年电影节扶持计划,并从接触面、普及度和影响力等多个层面极大扩充了DOX:LAB项目的人脉资源网络。至此,“亲缘性跨国主义”和关系网络生态的存在得以确证。

虽然从合作伙伴与受邀导演的国籍即可确证DOX:LAB项目对人际关系网络的依赖,但若问及这一跨国项目何种程度上在参与者之间生成了关系网络,就不太好回答了。基于此,参与者在访谈中提到的活动感言构成了下文所述的重要参考。对From Palestine with Love、Je t´aime infinlment.Girl in the Water、Stranded in Canton Startfrom Zero、This is My Fam』y几部影片的导演进行访谈后,笔者发现DOX:LAB项目确实在参与者之间构建起了关系网络,并主要停留在私交层面,受访者在部分访谈中甚至将其描述为点头之交。Flora Lau自2012年后再也没有与当年一起入围DOX:LAB项目的导演们联系过,“不过我还是很愿意与其中几位导演再次会面”。(Lau 2014)但也有人从点头之交变成了挚友,Mahasen Nasser-Eldin在访谈中提到:“我现在依然与当年在DOX:LAB项目认识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我们会彼此分享一些工作机会和灵感创意。乌干达导演CarolineKamya是我在那儿认识的一位非常棒的电影人。只要我拍了新片就会发给Caroline看,有时我在创作时卡壳了,她会帮我重新梳理思路。DOX:LAB项目是结识同行、建立人脉、了解其他国家电影工业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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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同时还提到了DOX:LAB项目对于扩展人脉网络的作用。由于主办方规定影片必须在欧洲境外拍摄,因此在双导演机制下,绝大部分影片项目都选择在项目中非欧洲籍导演的祖国进行拍摄。在丹麦导演Nikolaj Bendix Skyum Larsen与黎巴嫩导演Corine Shawi的合作中,影片取景地选在了黎巴嫩。前期制片环节中,Larsen也肯定了自己的搭档对其本国文化风俗的权威性。影片摄制完成后,Larsen提议可以把后期制作带回他位于伦敦的后期制作中心去完成。虽然这一决定主要出于共同参与的原则,或者说两位导演都对影片最终呈现效果抱有尽善尽美的预期,但制片过程从中东向欧洲的迁移意外带来了某种创新。正如La rsen所言,“当影片被带离拍摄语境”时,后期剪辑将会使画面产生迥异于原初构思的别样观感(Larsen 2014)。将影片前期、后期工作拆分到两地完成,确实有助于保证组合中两位导演的平等参与,在后续案例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平等参与对于双导演模式能否顺利实施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在Shawi和Larsen组合的案例中,将后期制作带回Larsen的制作中心去完成,这是否意味着导演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既有人脉如果双导演模式意味着两位导演在影片拍摄的所有阶段都共同参与,那么不可避免的是:当其中一位导演因参与跨国制片活动而扩展了自己人脉的同时,另一位导演只不过是与自己的既存人脉网络进行了再度合作。

选拔标准的复杂图景

对项目入围概况的综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选拔标准背后将折射出该项目的潜在价值逻辑,其所预期的成效,及其所指向的目标受益群体。如前文所述,DOX:LAB项目实行邀请制,而其选拔标准“涉及到各方面因素”。第一种是合作单位推荐:“从一些值得信任或者品位与我们相似的合作伙伴那里获取推荐名单”,Drati进一步谈到了所谓“品位”:“至于品位,我认为就是吻合我们电影节的理念。我们要找的是一些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风格之间的导演。他们必须善于探索灰色地带,拍摄一种纪实与虚构相互融合的电影。”(Drati 2013) -些早期评论将CPH:DOX电影节视为一种“探索”(Foss,Larsen, and Steinmann, 2003), DOX:LAB主办方历来偏爱招揽实验性视觉艺术家,以及“不走寻常路的电影人”(Drati 2013),曾邀请了诸如视觉艺术家Nikolaj Bendix Skyum Larsen以及JesperJust。主办方将电影视为一种承载艺术价值的工具,因此实验性是其选拔标准的重中之重。

“物色人才”是选拔的另一种方式,Drati提到她和电影节主席Fischer“到处走访并观摩了大量影片,乐于和不同的人交流”。她尤其强调候选人与DOX:LAB之间适配度的重要性:“了解候选导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导演的个性。有时候我们很中意某一个导演,但最后发现这个导演根本不适合双导演合作形式。他们会认为‘电影是很私人化的东西,我真的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完成’……”IDrati 2013)事实证明,双导演模式有时无法落实,往往是由于导演一开始就对合作持有消极态度,当然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也是重要原因。

同时,在为导演组合挑选来自北欧地区的搭档时,整个选拔过程体现出一种双重标准——既要吻合该项目的价值理念,又得保证此人能够胜任跨文化合作的语境。从非欧洲籍导演人选方面来看,黎巴嫩导演Corine Shawi曾参加过在约旦阿曼举办的电影创新项目,该项目由InternationalMedia Support,出资, 由阿拉伯电影协会承办。Shawi曾于2009年在丹麦国家电影学院进修,在Arne Bro的指导下拍摄了影片Film of Welcomeand Farewells (2009),Bro时任丹麦国家电影学院纪录片和电视部门的负责人,十分热衷于探索纪实与虚构类型的融合,并大力支持创新性和个人化的纪录片拍摄活动。同年,Bro在首届DOX:LAB项目担任客座嘉宾,并开设了培训课程。不难推测,Shawi导演必然是由Arne Bro向第一届DOX:LAB项目主办方推荐而入围的(Shawi2012)。 乌干达导演Frederick Kigozi(与MiraJargil搭档)在访谈中谈到自己的推荐人Maisha电影实验室:“我其实很早就离开了乌干达,在阿布扎比和迪拜生活了很多年。我在阿布扎比的纽约电影学院学习,回到乌干达后开始接触到Maisha电影实验室。2010年我参加了他们开设的课程,并拍摄了一部影片Rough Boy。”Kigozi谈到Maisha电影实验室向DOX:LAB主办方递交了一份作品集,其中就有Kigozi的影片尺ough Boy。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入选,是因为Rough Boy是一部纪录片风格的故事片(Kigozi 2014)。

马来西亚导演吴明金在访谈中同样提到了自己早年的一部影片,其中也包含了“类型融合”元素:“当时Patricia I指Drati)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看了我的上一部电影Fire inWater,她非常喜欢。她认为我的兴趣点很符合DOX:LAB项目的理念……因为我在拍摄故事片时,通常对现实改编类题材比较感兴趣。”(Wo0 2014)在Flora Lau的案例中,DOX:LAB项目的一位顾问Chinlin Hsieh(主要负责亚洲地区l将她介绍给了项目主管Drati,同样起因于Lau此前拍摄的一部“类型融合”影片。

对北欧导演的挑选很大程度上基于上述相同的标准,然而从入围的北欧导演人选来看,项目组对北欧导演的选拔似乎还存在一些额外标准。通过耐三位入围北欧导演的个人资料进行整体分析,上述观点得以证实。导演Camilla Magid有着丰富的海外游学背景,经由Prami Larsen (丹麦电影协会电影研修班负责人,DOX:LAB早期创始人之一)推荐而入选了DOX:LAB项目。Magid在2007年进入Super 16电影学院学习,并立志要“在中东和西方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双向对话”。她曾乘坐“丹麦号”环游欧洲和北非,学习阿拉伯语及当地民族文化,并于2006年在叙利亚阿勒波拍摄了一部纪录片The Black Lines,讲述两个叙利亚女人的生活。导演Mansson同样具有“第三世界”跨国工作背景, 另一位Nikolaj Bendix Skyum Larsen是游学派导演、实验派视觉艺术家中的典型代表。Larsen曾获切尔西艺术设计学院和史雷德艺术学院双学位,他的视觉艺术作品表现出跨越文化的包容性,致力于为边缘化、无家可归、被剥削的底层人民发声(Promised Land, 20111。Larsen作品中的广阔视野表达了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全球化进程下诞生的世界共同体的欢迎,上述创作经历及其对视觉艺术的实验性探索,使他作为丹麦导演成功入选DOX:LAB项目。

当然,在入选的北欧导演案例中,如果某位导演的作品曾在CPH:DOX电影节上展映,那么他将凭借亲缘性而较容易入选DOX:LAB扶持计划。虽然并无证据表明CPH:DOX电影节只对北欧导演开绿灯,但这种现象在入选的北欧导演案例中十分普遍。导演Mans Mansson在访谈中表示,他之所以入选DOX:LAB项目是因为参加了CPH:DOX电影节。同样,导演Jeppe Relnde的纪录片The Swenkas|2004)表现了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该片获得了2005年CPH:DOX电影节Gold Dok大奖,并在第一届DOX:LAB研修班期间为该片举办了放映会和导演见面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Jeppe Ronde本人入选第二届DOX:LAB扶持计划。

两个导演一部电影:

双导演模式下的人才扶持机制

双导演模式是DOX:LAB项目进行人才扶持的核心路径。从实际运作来看,这一模式并不容易落实。在六个所选案例中,三例违背了双导演模式,另外三例成功落实了双导演模式。作为人才扶持语境下的一种创新驱动力,下文将阐明这一制度的优缺点。

违背双导演模式的案例彼此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违背得最为彻底的案例往往是面临挑战最多的案例。Flora Lau的影片Start from Zero(2012)是一部将实际拍摄与影片资料融为一体的纪录电影,片中讲述了两个香港家庭相互交织的故事,其中包括导演本人的家庭。与之合作的芬兰导演Talvensaari参与了影片构思,但两人的合作很快走到了尽头。当问及Talvensaari中途退出的原因,Lau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DOX:LAB项目强制导演赴欧洲境外拍摄的规定:

其中的一项要求是必须到欧洲境外拍摄。对于欧洲与非欧洲的导演组合而言,我们势必会到非欧洲导演的国家进行拍摄,这其实有点儿不公平, 因为这样一来基本上就是非欧洲导演说了算。因此欧洲导演会觉得自己是在拍摄别人想要拍的故事。我认为主要矛盾就在这里。很显然非欧洲导演会有更大的主动权。

当被问及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双导演模式时,Lau向主办方提议了一个补充条款:

导演组合虚该选择双方祖国之外的国家进行拍摄。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执行双导演合作,但这又会增大制片难度。但我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 只有如此两个导演才能保持合作。

尽管影片Start from Zero并未执行双导演模式,Lau依然认为DOX:LAB项目的一系列活动起到了人才培养的作用。她认为DOX:LAB使自己大开眼界,体验了拍电影的不同方式,在这里她能毫无负担地进行电影创作,并尝试自己此前闻所未闻的影片风格。(Lau 2014)

Stranded in Canton(由瑞典导演MansMansson执导,加入了一些由中国导演李红旗拍摄的镜头)以及This is Myamily(由乌干达导演Frederick Kigozi执导,加入了一些由丹麦导演Mira Jargil拍摄的镜头)这两个项目则是因为个人原因导致了双导演合作的失败。Mansson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妻子在影片拍摄期间早产而不得不入院治疗,这一不可抗力导致自己必须提前离开,在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影响下双导演合作最终破裂(Mansson 2014)。而在This is My Farmly的拍摄期间,导演Jargil因怀孕而行动不便,只得在生产之后才赴乌干达参与了影片制作。上述几位导演在访谈中坦言,双导演合作模式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收获,言下之意即使这一制度并未彻底落实,也依然能为参与者带来很多启发。但不可否认的是,独立作者电影更能够在专业领域中获得成功,同样以Mansson间接参与的影片项目为例,NakangaminaGuangzhou (影片最初使用的林加拉语片名,反映出组合中刚果籍导演在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尚在剧本创作阶段就被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哥德堡国际电影节和特里贝卡电影节选中参与了他们的投拍项目。

通过对DOX:LAB项目中成功落实双导演模式的案例进行分析,有助于阐明这一模式的定义,推导出该模式能够顺利运作所需的前提条件,并从亲历者的主观视角来总结这一模式发挥人才扶持作用所依赖的机制。但出乎意料的是,Je t´aimein finiment、Girl m the IVater、From PalestineWith Love三个项目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其中尤为重要的特点如下:搭档的两位导演从剧本大纲到后期制作都全程参与;在合作过程中明确沟通过双方的共同兴趣点;虽然社会背景与工作经历迥然相异,但双方能够坦诚共享各自能为影片拍摄提供的资源,并达成共识,要按照一定的时间表来完成影片拍摄。下文将对DOX:LAB首届项目中的FromPalestine with LoveI由丹麦导演Camilla Magid与巴勒斯坦导演Mahasen Nasser-Eldin共同执导l做进一步分析,以证实上述观点。

From Palestine with Love以纪录片的形式无声窥视了一位22岁的巴勒斯坦马戏演员MaysHajjaj的生活, 讲述了她与瑞典男友CasparSylwan在巴勒斯坦占领时期只能通过Skype视频通话的“纯爱故事”。这对恋人试图突破重重阻碍,渴望在瑞典重聚。影片的两位导演在首届DOX:LAB项目第一阶段研修班期间共同创作了剧本大纲,并在第二阶段制片期间针对故事背景进行了深入调研。两位导演最初想拍一个“因重重阻碍被迫分离的恋人的故事”(Magid 2013),成片与导演最初的构想有很大不同。Magid认为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与Nasser-Eldin的合作使影片规避了对“西方世界包办婚姻”的偏见(Magid 2013)。在第一阶段的剧本构思期间,导演Nasser-Eldin认识的一位巴勒斯坦学者Najwa Mubarki参与了编剧工作,她找到了一位真实身处跨国恋爱的巴勒斯坦妇女,以此为基础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不同于影片中恋人借助Skype视频的交流形式,两位导演在参与项目期间还是主要依靠面对面交流互动,以此做出一些关键性决定。在Magid和Nasser-Eldin的案例中,双导演模式对两人构成了不小的挑战,但依然卓有成效,因为在与搭档合作的过程中,导演往往需要更加明确地表述自己的电影观念,这种需要进一步激发了导演对自己电影实践的认知。

理想状态下,双导演模式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增强一个电影人的自我认知,并且能够帮助电影人在精确表达和交流中更深入地了解电影制片流程,这将成为电影人在未来实践中的深厚积淀。

DOX:LAB计划通过双导演模式达到了电影人才扶持的目的,既鼓励导演挖掘自身的经验积淀,也鼓励其进行多元创新。该项目以中立的态度站在个人和技术层面之外来审视电影作品,但时常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族和地区传统的羁绊。导演Nasser-Eldin在访谈中回忆了影片在DOX:LAB项目期间的制片过程,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通过与丹麦导演合作,我发现有关电影传统其实留有很大的言说空间,尤其是中东和西方电影制作传统的比较。”(Nasser-Eldin,2012)双导演模式将导演的个人偏好,包括其所表征的本土电影大环境和特定电影教育体系,放置在一个双向对话语境下,这意味着对话双方必将打破各自的传统常规。正如Magid所言,DOX:LAB的理念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主导权”,她坦言“要达到这一要求很不容易’,但尝试去做却十分“有益”(Magid2013)。DOX:LAB人才扶持计划建立起一个积极的探索空间,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在这里相互碰撞,不断开拓出新的议题。然而,依旧以From Palestinewi幼Love为例,“关于该片在丹麦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归属权,以及片中那幅极具政治意味的巴勒斯坦地图,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议”。(Nasser-Eldin2012) Nasser-Eldin认为此次双导演合作的经历具有积极意味,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导演CamillaMagid和制片人Ohver Krarup两人对巴勒斯坦电影的国族传统表现出极大尊重,并且认可将其置于影片的核心。(Nasser-Eldin,2012)另一方面,由于DOX:LAB的双导演模式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欧洲与境外的合拍片模式,因此关于电影表现手法的政治意味也被潜在地提上了议程。这一遵循双导演模式而展开的小范围电影扶持计划,其运作机制建立于导演双方的互相尊重与信任。从From Palestinewith Love的制片过程不难发现,从电影跨国运作实践中催生的一些充满挑战性的宏观问题,实际上是具体而有例可循的,对此需进一步分析以提出建设性意见。

结语

DOX:LAB依托电影节,为一些“有才华、通常在电影院校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的导演”提供类似“研究生”课程的训练。(De Valck 2013,141)与其他一些依托电影节进行的人才扶持项目相比,DOX:LAB项目定位在导演艺术的独立性、实验性和作者化。作为。电影节专家”,DOX:LAB也能够满足艺术电影导演“为获奖而拍片”的渴望,因为入选这一扶持计划的影片能够于下一年度受邀在CPH:DOX电影节公映。DOX:LAB是电影人才扶持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电影节连结国内外市场的纽带。CPH:DOX电影节的成功使哥本哈根跻身全球知名城市,但“将全世界的电影人团结起来”的实际操作逻辑却有着明显的亲缘性偏向。从DOX:LAB项目的小范围招募,以及机构推荐、人脉运作等情况来看,这一项目实际上有着固定的受益群体。对于这些电影人来说,DOX:LAB为其提供了一个游学机会(不仅能到哥本哈根,还能奔赴任意一个欧洲境外的制片地点),使之沉浸在电影节热烈的讨论环境中自主学习,为其提供制片经费和在知名电影节上展映自己作品的机会,为其引荐国际合拍片项目资源,为其电影实践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帮助其拓展人脉网络。从这一扶持计划中收获的多寡,与导演的国籍、文化背景有较大关联,制片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和搭档的默契程度则对结果影响甚微。从丹麦电影甚至是北欧电影的视角来看,DOX:LAB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其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第一世界电影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度联系。关于这一点.导演Jeppe Rende在访谈中的感言做了很好的阐释:“我们被迫背井离乡去拍摄一部影片,但这是一段美妙的旅程。你和志同道合的搭档并肩而行,深入交流彼此的想法,一起致力于寻找达成共识的路径。这一切看似毫无可能并充满挑战,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彼此逐渐形成了默契。当电影终于拍完了,你会由衷感念来路,会想再次体验这样难得的经历。”(NA 2014)根植于这一电影人行为模式的本体跨国主义,似乎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一种连接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又建立在一种值得肯定的态度之上:“个人经验是多么微不足道,在万象面前保持谦逊是最重要的。”(R1ZInde 2014)

(Mette Hjort,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王馨莹,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2016级硕土研究生,200444)

参考文献:

[1]文化融合:冯小刚电影走向世界的瓶颈

[2]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艺术特色

[3]文化融合:冯小刚电影走向世界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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