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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社会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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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比较社会学论文范文参考: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研究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同时也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学术生命历程与中国社会变迁,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关联,并且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推动与组织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思想财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外开启了对费孝通的研究,并有大量成果问世.研究涉及了多个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并且在每一门类之下也都不乏更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对于作为费孝通学术富矿起点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学术界虽有一些研究和评价,但是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化发展而言,学术界对费孝通家庭社会学思想的关注度显然不够,既未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其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启发性价值和贡献的挖掘也明显不足.总之,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亟待进行一次深入、全面的挖掘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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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费孝通大量著述,尤其是家庭社会学研究著述的认真阅读,同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费孝通研究的重要成果的借鉴,本文发现,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研究,虽然从时间脉络分为不同的阶段,具体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同的侧重,但在逻辑上始终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即从功能论的视角研究家庭制度.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借鉴家庭社会学中功能论的分析框架,从本质、结构、功能、关系四个部分对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同时,在各部分内部,通过普遍性、多样性、变迁性三个层面揭示费孝通家庭思想的丰富层次与内涵.

在普遍性主题下,费孝通从功能论出发,对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结构、功能及关系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论证,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婚姻家庭理论解释体系.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婚姻家庭作为生育制度的普遍载体,为人类社会的绵延提供了人为保障,对婚姻家庭本质、功能、结构与关系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深刻地体现了社会结构性需要的根本逻辑.

在多样性主题下,费孝通分析了在以生育保障社会继替的基本原则之下,人类社会对这一原则的多样化履行形式.这一分析主要通过中西家庭在功能、性质、结构及关系等方面的比较来呈现;同时,通过实地调查及中西社会比较,费孝通敏锐地提炼了中国家庭,尤其是乡土社会的农村家庭,所具有的如“绵延事业社群”、纵向亲子关系为主轴及“反馈模式”等特征,成为被学术界认可并广为引用的经典.

在变迁性主题下,费孝通不仅研究了中国家庭的变迁趋势,也以此为基础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一方面,费孝通通过对中国农村家庭近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与比较研究,在家庭结构变动轨迹的刻画下展现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另一方面,通过中国传统家庭与西方现代家庭的比较,既指出了中西家庭相似的变迁趋势,如经济功能外移、情感功能强化、家庭结构简化等,也突出了中国家庭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异于西方的特色,强调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以中国的事实,揭示了家庭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多元化路向.

家庭社会学研究促进了费孝通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形成.学术界对于费孝通是一位功能论者的普遍认识,应该追溯到费孝通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践和努力.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费孝通完成了对功能论的采借与本土化历程,并形成了以实地研究为主的功能主义方法论体系.同时,费孝通在民族研究及晚年提出的文化观点中,对历史研究法、传播论的再重视都可以在他早期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中找到源头.

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并呈现出了完整的体系性.家庭研究为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是他对于现代化变迁中中国文化主体性思考的主题之一.此外,对中国家庭社会学界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为当今中国家庭社会学界,把握转型期中国婚姻家庭的变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释体系、改善家庭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地位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篇比较社会学论文样文: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交易组织制度分析

本文是一项考察经济和社会问题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进行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和制度已有大量的研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更是将关于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基本方法论、研究主线和逻辑方法等理论构件上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

对于交易组织和制度的已有分析,经济学绝大多数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企业和市场,而只有较少的研究涉及家庭或家族,社会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交往和网络的角度去研究家庭,侧重于将其作为社会组织细胞的社会功能.但是,家庭或家族作为精神情感交流的场所,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地区一直都具有经济交易的组织功能,而且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完善程度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的情况下,家庭作为经济组织形式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本文力图通过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基本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比较及综合,尝试构建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交易组织制度分析,在对交易组织制度的研究上,将家庭、企业以及市场等作为交易组织形态和规制制度纳入一个统一的、整合的分析框架中去.

理论综合是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尝试建构一种能够在理论上阐述经济与社会关系,又能对经验事实有比较好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要进行这样的尝试,首先要寻求一些基本分析概念,它们反映经济社会关系,并且包含微观行动因素和宏观结构因素,这些基本概念能使宏微观因素分析能够在一种综合的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

所以,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是:从已有理论和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概念,从这些概念的界定中得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构件,然后,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和综合,建立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对决定交易组织制度建立以及交易组织内部结构的产生、变化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初步建构起一种综合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即交易组织制度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建构整合性的方法论处于核心地位.

本文从考虑微观层面个人行为假定的中间层次分析出发,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在文化信念因素等非正规制度的影响下社会交易方式和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以及既有社会交易结构和交易方式的占优——被占优关系对文化信念演化的影响.另外,也将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不同文化信念影响下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和经济交易制度变迁,分析文化因素对不同社会交易结构形成和变迁的影响,以及交易机制的结构性变化对文化信念的反作用.

本文比较和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在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内,论述社会交易结构的决定和变迁,文化信念和社会交易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共同演化.对于规范分析,具体而言,在考虑个体选择的交易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文化信念等非正规制度对社会交易结构影响的一般分析框架,重新理解和审视家庭、企业、市场等具体交易方式的功能和范围决定因素.对于历史分析,具体而言,立足于经济史,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从不同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变迁过程中考察文化因素对不同社会交易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以及交易机制的变化对文化信念的反作用.关注“自我实施”、“第二方实施”和“第三方实施”契约各自运行机制以及相互影响,并不简单将交易制度作为非外生变量,而是着重研究交易制度生成与进化的影响和决定因素,即研究经济制度差异性的原因,将研究的视野不断地从市场交易制度拓展到包括非市场交易制度在内的交易制度结构,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从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尤其重视影响制度诸因素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言部分,第二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评述,通过对已有文献的考察,评析了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及制度的研究及发展线索.第三章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评述,对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和理论构建进行介绍和评析.第四章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及综合.这一部分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学科功能等方面系统地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它们的核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进行比较以及整合.对已有理论研究进行比较和评述,探讨理论构件和体系的差异以及沟通融合的问题,以期为建立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研究框架做好理论基础准备,第五章是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交易组织制度分析的初步构建,界定了其分析对象,基本前提假设,研究方法论以及分析的具体层次,并且阐述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融合的学理基础以及学科融合的科学哲学意义,第六章界定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主要性质,对家庭、企业以及市场等代表性的交易组织和制度进行较为具体的研究,建立了引入违约风险的风险分担理论模型,第七章集中研究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性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构建,并以文化传统影响下中国养老方式安排以及社会养老结构的研究为例,第八章为研究展望,从理论研究和案例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探讨本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第九章是本文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1)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是社会科学领域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本文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范畴内对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等概念作了分析,然后重点比较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对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等的研究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构件上的异同.通过比较和综合,本项研究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之间的理论对立并没有两个领域某些学者所设定的那样严苛,而且,本文力图在对交易、交易组织和交易制度等研究对象的分析中构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特质的整合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在历史和社会的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更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问题的实质.

(2)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及方法的综合,本文给出了两个研究范式融合的学理基础——理论基点和价值共识(理论综合的容易程度即“成本”)以及理论的互补性(理论综合的解释力即“收益”).并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这两个研究体系的融合所带来的“知识增长”,这种融合所带来的范式转变符合库恩的艺术模式而非科学模式,因此,也就不存在交流失灵(不可通约)的必然性和范式替代的完全性,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争论的结局通常是接受新的理论但却不完全毁坏和抛弃旧的,综合的分析范式成为可能.

(3)企业、家庭和市场等交易组织和制度形式,根据它们在经济社会中的所发挥的职能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可以从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联结成本(transacting connection cost))、交易风险分担(risk sharing,主要针对客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违约风险和契约规制特点等界区.从这些方面的定义一方面可以提炼出了交易的核心性质,另一方面契合了交易组织制度分析的框架.

(4)家庭、企业、市场等交易组织和制度安排,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综合的分析框架中,可以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和正式制度的双重规制下,基于交易成本和特定文化传统影响下个体偏好的分析这一本文定义的交易组织制度分析方法来进行统一研究.交易成本和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个体偏好共同决定了人们对交易组织制度的选择,在初级交易(指基本的、保障性的、满足马斯洛意义上低层次需要的交易需求)中应该由交易成本主导交易组织制度的选择,而在次级交易(指非基本的、非保障性的、满足马斯洛高层次需要的交易需求)中可以充分兼顾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影响下的个体偏好.基于交易成本的初级交易组织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影响次级交易包容个体偏好的程度,即初级交易的制度安排越节约交易成本,个体在次级交易中越有能力选择包含较多个体主观偏好的组织制度形式,这种情形下次级交易的效率甚至会比初级交易还要高.

本项研究主要的创新之处:(1)从考虑微观层面个人选择的嵌入性及社会网络分析出发,考察社会交易结构和经济效率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连接了相关问题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研究.构建了对有关问题研究的一般性分析框架.(2)对于交易方式的有关具体问题,例如基于家庭的互惠交易的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往往分别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尝试建立一个跨社会学科的整合的分析框架,研究不同社会交易结构的决定和变迁.(3)将家庭、企业、市场等具体的交易方式(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考察的对象)置入文化信念等非正规制度和社会交易制度关系的研究中,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和理解有关的经济社会现象.(4)总结和提炼出“理论基点和价值共识”及“理论互补性”分别作为理论综合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理解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融合的意义.

本文的不足:本文的写作和论证是基于作者所梳理和总结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交易方式、交易组织及制度的研究,对文献的整理和把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其逻辑分析结构并不一定严谨,分析的结构安排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本文涉及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在理论逻辑上继续完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交易、交易组织形成和变迁更为一般理论数理分析的框架.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有约束的个人效用函数或偏好结构出发,运用社会网络的交易序对基本数理分析,并将其拓展到群体和社会一般分析,进一步从文献梳理和总结出经济社会学以及新经济社会学两个路向的学术研究传统——社会学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取向的经济社会学,并且更深入地研究经济学取向的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考虑制度约束的经济学)的内在契合性,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对于企业理论、家庭经济学、市场理论等理论,用新的综合的交易组织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其中诸如关系专用性投资,套牢问题,经济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市场交易机制的属性,企业理论中的有关内容,金融保险安排,家庭的功能等具体问题,在交易组织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更为严谨的理论体系,并加入适当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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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比较社会学论文范文模板:大数据时代旨在政策参与的幸福研究

幸福问题是社会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论文以荷兰社会学家鲁特·,芬因霍芬的幸福研究为视角,分析当前欧洲幸福研究中概念、方法的使用.鲁特将幸福定义为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自我报告,这已经成为西方特别是欧洲社会比较认同的概念.鲁特研究是社会指数运动中兴起的生活质量测量在当代的延续,与社会指数运动一样,鲁特及当代欧洲的幸福研究具有一种政策参与的特征.国内社会学界应用指数研究已经成果颇丰,但对于社会指数运动不甚关注,还停留在其对经济学和指标完善的层面上,关于社会指数运动对社会学的影响还没有深入的讨论.鲁特面对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学提出思维变革,也利用大数据时代为社会学研究提供的技术手段,重视数据的再使用,在世界幸福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幸福调查进行国家间比较研究,旨在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提供政策完善和制定的建设性意见.鲁特的社会学思想不仅具有对数据的经验研究,而且更具有一些深厚的社会学理论底蕴,其思想中渗透着一种启蒙精神的延续,对人类幸福的坚信;透露着一种对人类幸福的关怀,并以幸福追求为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幸福研究,而是以更多人的更大幸福为目标.其研究不仅只关注局部社会问题,而具有更多对整体社会的思考.论文以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鲁特经济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和中国幸福研究的比较分析,提出对中国在幸福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几点思考.

第一章分析社会指数运动的理论背景,旨在说明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指数研究的兴起和社会指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二是欧洲社会指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现状;三是社会指数运动的社会学转向以及对幸福的关注;四是社会指数运动的评价,体现一种政策参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

第二章是对鲁特幸福研究相关概念的阐述.论文从1960年代的时代背景,阐述鲁特学术思想形成的关键问题(一是当时文化堕距的社会背景,二是其对幸福关注的发展).在第二节通过西方幸福观的发展揭示鲁特后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近概念辨析.进而阐述鲁特对幸福的定义及生活要素和幸福条件的阐释.

第三章对鲁特研究的理论背景进行分析.鲁特的社会学思想有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鲁特对幸福的研究拥有一种启蒙意义的坚信;而其对幸福的关注不仅是个人范围的,且是对国家间幸福比较的关注,是一种孔德式的对人类整体幸福的关注.这种对人类整体的关注使得其社会学研究具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为更多数人的更多幸福追求才是幸福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将政策制定的参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这种后功利主义的幸福观显然受到边沁幸福观的影响,又较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研究在方法和观点上有着明显的进步.近代社会学虽然有着韦伯及帕森斯等人的实证研究,但是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幸福叙事意义上的,而英格尔哈特的实证社会学,对鲁特的影响突出.

第四章以经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为切入点,对鲁特幸福研究进行分析.伊斯特林悖论开启经济与幸福的关系研究,鲁特认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实证研究缺少全面样本的分析.只对欧洲发达国家进行分析,其结果不具有代表性.鲁特研究将1975—1996年间21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与伊斯特林不同的结论,认为经济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且在经济增长后一年,幸福感提升有所减缓.

第五章对鲁特幸福研究评析.鲁特的研究体现出对幸福与以往不同的理解,其研究方法上采用经验研究,并以数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见长,是一种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思维.其对同一问题的长时间大范围的调查,体现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视野.并且体现出政策参与的实践目的.而鲁特的研究在多方面也受到质疑.

第六章以国内两个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研究为例.与鲁特研究比较,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具有自己的优势,但还应在概念界定、测量问题、问卷分析、研究方法上形成一致性;应该与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对话,一种跨学科的幸福研究是有益的;形成一种政策参与的目的性,具有一种在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思维;并且应该具有分析中国转型期社会复杂现象和文化的能力.

第四篇比较社会学论文范例: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开发研究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信息社会的理想公民,就我国目前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实施发展状况来说,信息技术课程脱胎于计算机课程,还带着强烈的工具主义烙印,存在着技术至上的倾向,内容上缺少对信息权利与义务、 道德、法律法规、社会信息系统等信息社会学方面知识,忽视了课程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培养.而全面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一定是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的综合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彼此发生转化的时间周期越来越短,这也是社会发展对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STS综合化的促动.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在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框架内,以信息社会学为切入点,试图探求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开发的模式、目标、内容选择与组织以及教学策略与评价,使之更好地与信息科学、信息技术内容合理融合、有机统一,以增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文化底蕴.

为了以上目的,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国际比较研究、专家审议、教学实验研究包括问卷、观察、访谈等方法.

本文共分六章.本研究通过对课程开发理论、信息社会学本体知识和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研究,分析了这些方面对中小学社会学课程开发的适用性;然后对英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四国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商业性出版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三方面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课程开发的基本要素,即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又阐述了与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相关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提出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的要体现文化传承、社会科学、反思探究的三个社会学课程传统;同时,还从社会、个人和学科三个维度对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的价值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对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进行了差异性分析与归类分析,确定了相关课程、核心课程和活动课程三种基本开发形式,并提出了课程开发的KPRC模式:K(Information Sociological Knowledge)信息社会学知识;P(Information Processing)信息处理流程:是信息技术学科的方法特质与过程原则;R(Social Relationship)学生的社会关系;C(Cultures)文化: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此模式将课程目标定位为“培养数字公民”,并通过专家审议确定了宏观、中观与微观的 目标体系.课程内容包括信息 、信息法律、社会信息系统、信息安全和信息科技发展史五个领域,并从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关系来组织这些内容,并分为四个水平阶段.

基于以上工作,本研究在调查了教学实验对象课程需求的基础上开发了相应的三种课程资源,并对其进行专家审议,然后在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了教学实验,研究结论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学生能充分思考信息社会学议题;师生对信息社会学课程实验教学的必要性给予肯定;学生家长的意识和行业自律可能成为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相关课程教学行之有效.最后从中小学信息社会学课程的教学、学习内容、教学评价和未来研究四方面提出了建议.

第五篇比较社会学论文范文格式:冲突的持续性:S村农民与政府征地纠纷问题研究

本文以东北N县H镇S村为分析个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S村农民与政府征地冲突持续性的问题.在以S村个案“厚描”的基础上,本论文又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相应拓展,以便进行比较研究.在时间上,不仅考察了S村征地冲突的兴起(2007-2010)与持续(2011-至今),而且,在征地冲突之前,考察了征地之前村庄的历史沿革、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1949-1991),以及征地之初的顺利征地;之后,又对S村征地冲突的未来进行了预测.在空间上,不仅重点关注了S村的征地冲突事件,而且也关注了H镇周边的其它村庄,以及S村与长春相邻一些村庄的土地冲突问题.

在视角方面,本文采用了“结构-行动”并重的方法.即借鉴赵鼎新提出的宏观结构视角:变迁、结构、话语,又借鉴图海纳的“行动者的归来”.在变迁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冲突的兴起以及持续的影响,而且也考察了国家结构、征地制度以及话语变迁,对冲突持续性的影响作用;在结构方面,考察了整个土地的征用制度,以及纠纷处理机制,对冲突持续的影响;在话语方面,考察了农民从传统话语(生存话语)-国家话语(体制内话语)-外来话语(挑战性话语)的转变.以及,政府在使用“集体主义”话语的日渐式微和转向需求.而本文的另一个线索就是,作为冲突双方的农民抗争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动”,始终贯穿故事的始终.在这种双重的视角下,更加清晰地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H经济开发区成立,S村处在开发区规划的工业区腹地,征地陆续展开.征地之初,因农业税赋繁重,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多数成年劳动力另谋出路,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份额极小,土地“不值钱”,村民都乐于“被征地”.但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业赋税逐渐减轻,乡镇企业式微,征地价格逐渐上涨,土地越来越值钱,村民逐渐不愿意被征地.

自2007年伊始,H经济开发区大规模征地,导致征地冲突兴起.农民从自发抗议到有组织抗议的形成,并采取了多种抗争策略与剧目.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也采取了各种应对策略,致使有些冲突矛盾“被摆平”,而有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持续发酵升级.

在S村征地持续冲突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民的抗争表现的比较原始和传统.例如采取“以死威胁”、“暴力抵抗”、“集体闹事”等方式.采取的话语也是传统的“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等生存 话语.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依(以)法抗争”阶段.这阶段的特点是有步骤的信访、复耕、向媒体爆料、举报等,多数是在法律的框架内采取行动,尽量避免触及法律红线.抗争话语转变成利用国家话语,体制内的话语.第三阶段是出现了冲突转型和挑战性话语的苗头.当利用“国家话语”进行抗争失效之后,农民代表组织试图要借助境外媒体和寻找人权组织.外来话语成为其抗争的工具或抗争意识.目前,S村持续冲突的走向有两点:当政府刚性“维稳”时,有出现克里斯玛精神的激化和民粹主义风险;当政府及时进行结构制度调整,会出现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规范的社会运动,而这有利于征地冲突向良性轨道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产生征地冲突及持续的原因较为复杂,在宏观上表现为“结构-话语”未能随着社会变化而相应的变化,在微观上表现为冲突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冲突的持续,诸多其他因素掺入,使冲突升级且难以解决,最后走向了危险、暴力、极端的边缘.在宏观上要想解决冲突问题,使持续的冲突走向良性的轨道,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相应的变革,调整“结构”与“话语”的革新内容和速度;在微观上,建立一种调节机制,让冲突的持续走向消解,避免升级为暴力化;然而,不管是宏观变革还是微观的调节机制,其核心是不断调整国家与农民不合理的权利配置,这种权利配置需要在法社会学视角下,有步骤地进行.

本文尝试实现两个突破:

一个是在概念创新方面,根据科塞的“冲突持续命题”,提出了“冲突持续性命题”.虽然“冲突持续”与“冲突持续性”之间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所关注的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塞的“冲突持续命题”只关注冲突时间的长短,而本论文中,冲突时间的长短只是一个维度.本文将冲突的持续性理解为,冲突自产生以来,双方主体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激烈或非激烈的、对抗或非对抗的过程或状态.本论文不仅对冲突持续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而且考察和分析了冲突持续性的原因和条件、进程和影响,

二是提出了解释冲突持续性的“结构-话语”框架.“变迁、结构、话语”以及“行动者”,都对S村征地冲突的持续性问题造成影响.然而,笔者对诸多要素进行简要分析后,不仅对S村征地冲突持续性做了微观分析,而且提出了衡量和解释征地冲突持续性问题的“结构-话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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