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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硕士毕业论文 社会转型下农村留守少年犯罪之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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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少年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参考文献.

[ 郭秋娟,女,河南 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社会学、社会问题。]

青少年科技创新

海南农村集体土地犯罪预防

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教育的学校影响因素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探析

转型期农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重塑秩序化重构——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慈溪R村为例

内容摘要:近年来农村留守少年犯罪问题凸现,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留守的少年犯罪问题也日趋严峻。农村留守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犯罪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如何预防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越轨行为的发生,使其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留守少年;犯罪;流动;预防

近些年来,农村留守少年已经成为未成年犯罪的高发群体,是未成年犯罪的重灾区。农村留守少年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往往是由隔代或亲戚代为照顾的特殊群体,他们与非留守少年相比,缺少正常的家庭结构和功能。截止到2016年3月底为止,民政部、教育部、 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农村儿童摸底排查工作,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其中由(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占89.3%;由亲戚朋友监护的30万人,占3.3%;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31万人,占3.4%,有36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占4%。而农村留守少年犯罪问题成为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绕不开的阵痛,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曾做过相关统计,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少年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农村留守少年犯罪[ 笔者把留守少年定义为: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10-16岁)。

从刑法学角度界定狭义的少年犯罪,是指少年触犯刑法的行为,如抢劫、盗窃、杀人等;而本文中的少年犯罪指的是广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既指触犯刑法的犯罪,也指不良违反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越轨行为,如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小偷小摸等。]事件的频频发生,这是转型期下中国所特有的一种犯罪现象,已经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农村留守少年因留守而引发的犯罪悲剧不断不演。2012年4月13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12岁的留守少年小岳因为琐事先后杀死表弟、表妹和最疼爱自己的姑妈,三年以后悲剧再次上演于此地,2015年6月10日下午,衡阳县一个名为界牌的小镇上,年仅12岁的留守女孩陈晓雯投毒杀害了从小到大陪伴她的唯一的好朋友。

社会转型内涵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意,意味着我国的结构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都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而变革过程中引发的农村留守少年犯罪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有社会化不完全或社会化错误的原因,也有个体自身心理不健康的因素。某种意义上说,留守少年是我们社会转型时期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利益受损者”,这些少年原本应该和其它非留守家庭的孩子一样,有着父母的陪伴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但由于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是跨区域的、离土离乡的转移,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化,转型中各种社会不良因素的负面影响,都会造成留守少年社会化程度低下,形成不良的犯罪心理,为他们违法犯罪埋下了隐患。美国学者萨瑟兰曾指出:“对于某些特定亚群体来说,少年犯罪行为是正常的,对于那些下层阶级以及都市青少年群体来讲更是如此。”

一、家庭结构不完整,社会化过程不完全

人类的最重要社会化途径就是家庭,家庭是影响孩子成长的诸多社会因素中最重要的,而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又是核心关系,家长对子女的社会化责任尤为重要,让子女在融入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学会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行为观念,扮演好社会角色,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等。家长的责任不可小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父母不在孩子身边,本身就是失职。每个犯错少年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留守少年犯罪行为追根溯源都是来自于家长责任的缺失或不到位,因家庭社会化功能的不合格而导致犯罪分子在成长过程中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角色责任等都不符合社会的要求,成为社会中的越轨分子。就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做过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只有36.3%的未成年犯在犯罪之前能够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

(一)缺乏社会行为规范的引导

留守现象是中国大量农村贫困家庭现阶段最难改变的一个现实,一个正常的家庭结构是父母子女一起共同生活,而农村留守少年的家庭则是父母远离家乡打拼,把子女托付给祖辈或亲戚代为照管的托养或寄养方式,留守少年的家庭结构处于不完整状态,造成了留守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少年时期是个体正处于社会化关键阶段的时期,需要正确的教育、示范和指导,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每个人生来内心里都有个“本我”,它遵循着“我行我素的快乐原则”,不受道德和社会的约束,只要受到外界刺激,兴奋就会增加,这是人的生理本性;而人后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和“超我”,控制人的本能冲动,使人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少年时期正处于学习社会规范的关键时期,需要成年人给予正确的教导和规范。作为家庭社会化的主体,家长对子女以身作则的示范和规范引导作用显得相当重要,不仅要教他们学习文化知识,还要教给他们社会行为规范,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好恶来行事,而农村留守少年因与父母长期分离,父母无暇对其进行相关的教导和规范;临时监护人因自身身体、经济、精力、能力等限制,对留守少年的监管又不到位,只关注其基本物质生活,没有担负起对他们社会规范的引导作用,家庭成员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留守少年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无人告诫何为对错,导致留守少年就像无人管理的花草,长期在无人修剪和管理的状态中任意发展,社会规范意识模糊,不懂得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加之少年本身是非分辨能力比较差,自律能力也欠缺,在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状态下,留守少年的行为就可能出现偏差或异常。留守投毒杀人少女陈晓雯,在她的内心世界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对方。

(二)情感社会化的缺失

每个正常人都需要亲情的呵护,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更是如此。正常的亲子关系表现为自由地向父母表露心声,父母也会把对子女的关爱向其表达,双方能够理解对方,相互交流毫无沟通障碍,亲子之间有着良好的信任和依赖关系,如果家庭结构不完整,就会使子女失去健全的家庭所能提供的情感支持。“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一名留守女生在自己的作文中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情感缺失成为留守少年内心最痛的伤,社会心理学家霍妮将父母不能给子女真正的爱、不能满足子女的安全感的行为称为“基本罪恶”。留守少年的情感社会化状况不容乐观,父母长期的缺位导致家庭结构不完整,同时也造成留守少年亲情关系的缺乏,亲子之间的亲情正在日渐疏远,造成了现代农村家庭 的缺失,留守少年就可能生活在冷淡而缺乏父母关怀的环境中,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子之间的关爱,而临时监护人毕竟不是父母,不大可能和少年建立像父母式的亲密感情,留守少年父母关爱的缺失会造成他们的情感冷漠,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多疑、冷漠、无情、没有同情心和爱心,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其以后情感社会化的良好发展,这就很好解释12岁的留守少女陈晓雯为什么把老鼠药混进了可乐瓶,然后递给了几乎是整个童年唯一的朋友。对于这些犯罪的留守少年,孩子的父母应该怀有一份歉意,是因为父母没有尽到责任,才使这些留守孩子还没有长大 就已经成为犯人。留守少女陈晓雯整个“杀人”过程很冷静,整个审讯过程,前后也都很平静,只有当问及她父母情况的时候,陈晓雯则表现出异常激烈的情绪,“不要提他们,我恨他们”。在陈晓雯的心里,已经积蓄了太多对父母的不满,从社会控制理论来说,留守少年家庭情感的缺失,同父母亲情关系的弱化,会造成他们社会化过程受阻,直接导致他们随心所欲、毫无顾忌,更易出现犯错误或者走向歧途,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道德社会化的缺失

留守少女投毒事件中,陈晓雯只是认为她唯一的朋友“背叛”了自己,愤而买毒、藏毒、投毒,这就是道德社会化的失败。从社会学意义上讲,道德社会化就是个体将社会所肯定的道德规范加以内化,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道德意志,对符合道德行为准则的言行持肯定的态度,并产生满足、愉快等情绪体验;对不符合道德行为准则的言行,会产生否定态度,并伴有厌恶、愧疚和愤怒等情绪体验。具有坚强道德意志和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来说,遇到任何社会诱惑,都会有坚定的道德意志,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困难,而道德社会化失败的个体则很容易就会违背社会道德行事,容易发生越轨行为。农村留守少年的道德观正处于一个发展期,还没有定型,而临时监护人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也无力从道德层面去引导留守少年,不重视对孩子道德观念的培养,更有临时监护人对留守少年纵容、娇惯、放羊式的管理,造成了农村留守少年道德社会化发生异常,道德情感逐渐淡漠,道德品质恶劣,社会责任意识淡薄、随性而为,不考虑社会后果。当留守少年的道德成长出现问题,道德社会化出现偏差时,留守少年就会缺乏对社会、集体、家庭、他人的责任感和同情心,道德规范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农村留守少年就会作出不符合道德行为的越轨行为甚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留守少女陈晓雯还是杀死姑妈三口的少年小岳对于生命、道德毫无概念,在最应该被好好教育的年纪却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二、社会环境中存在不和谐因素,社会化过程受阻

没有人是天生的犯罪人,农村留守少年也是如此。健康的社会化环境可以让个体成长为合格的社会成员,而不良的社会环境会使个体的社会化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农村留守少年中之所以有部分人走向犯罪,主要是由于个体受到了社会环境的不良刺激,导致其社会化过程形成了犯罪心理,个体偏离了社会主流规范的方向,一步步坠入了犯罪境地。

(一)贫富差距过大,产生不公平感

从我国现在的城乡结构来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农村地区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会使农村留守少年产生不公平感。一方面,农村留守少年对生活的满足感并不仅仅取决于生活的本身,同时也取决于他的相对生活水平,即个体生活水平本身与其他个体生活水平的比较,这也是相对剥夺感的源泉,城市高收入人群的高端消费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即便农村经济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地改善,部分留守少年还是能切身感受到社会贫富的差距和这种相对被剥夺感,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受,如果没有正确的监管和引导,容易滋生出对他人和社会的仇恨心理;另一方面,部分农村留守少年家庭是处于“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贫困状态,他们长期处在贫穷的生活状态下,社会为他们提供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严重匮乏,作为特殊的贫困人群,自身的正当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最终也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很多社会问题的导火索,贫穷、相对剥夺感等都会使农村留守青少年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报复社会的变态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实施各种破坏行为来反击社会,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甚至还会实施极端的犯罪行为,从而满足他们报复社会的心理。 主席曾强调:“发展不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或者这一部分像欧洲、那一部分像非洲,而是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要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巨大的贫富差距”。

(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关于青少年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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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使各种社会价值体系交织在一起,思维不健全、价值观不成熟的留守少年往往无所适从,更容易受到外界误导。社会上出现了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功利化现象,追求奢侈、高消费的不良社会风气迅速在青少年中间蔓延,社会上不健康的价值观导致部分留守少年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轻精神需求,产生了对金钱的强烈畸形需求,“金钱至上,有钱就是有面子”,而农村留守少年家庭往往收入不高,不断膨胀的物质金钱需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心理学上来讲,每个个体都是有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如果有强烈需求而得不到满足就可能产生缺失性需求,如果缺失感强烈,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会产生以非法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冒险和侥幸心理,强烈的犯罪需求演变成强烈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会推动少年个体实施犯罪行为。农村留守少年远远超越家庭支付能力的享乐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往往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来实现,如果犯了重罪的留守少年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受到的惩罚力度很轻,这就会给其他的留守少年以消极的负面暗示,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犯罪社会成本不高会使农村留守少年无所顾忌,强化其犯罪心理,在合适犯罪的社会情景刺激下,留守少年的犯罪动机顺理成章就发展为犯罪行为,随着犯罪经验的积累,农村留守少年的犯罪欲求还会不断地加强,从不良行为演变为暴力反社会行为。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提出了差别交往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社会化生活中,人均受遵从和越轨的双重影响,这一影响在个人的思想上开展斗争,哪方面占了上风,就会引导人的行为。如果越轨的社会强度超过了遵从化程度,就会实施越轨行为。一个人学会犯罪行为并不是因为有特殊的犯罪天性,而是因为犯罪榜样经常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从这这些人那里可以模仿易产生犯罪的观点和本领。”[ [俄]阿·伊·道尔戈娃:《犯罪学》,赵可等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三、留守少年犯罪的个体犯罪心理因素

很多家庭背景和经历相似的留守少年,为什么有些孩子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行为,而有些人却挡不住刺激,以致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呢留守少年犯罪除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受到个体自身的认知结构、个性心理结构和自我调节结构等心理因素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中的不和谐因素导致了农村留守少年社会化程度的低下和心理不健康,畸变的心理因素和各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容易形成犯罪心理,极易造成留守少年犯罪。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洁身自好的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健康的个体心理,有很强的自控力,可以抵御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不良诱惑;而步入犯罪歧途的人则是形成了与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相悖的消极的个体心理,进而在犯罪诱因的刺激下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一)认知体系出现问题,

我国文化建设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允许多元社会文化同时存在,少年时期是个体的认知体系正在定型的阶段,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都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趋势,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原有的道德规范受到来自各方面文化体系的冲击,约束力不断减弱,不能有效地调节人们的言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作用乏力,多元价值体系的并存产生了很多“后遗症”,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农村留守少年普遍存在着“管理和引导”缺失的情况,更易受到不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影响。一方面,在面对社会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时,各种价值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往往使人社会化出现障碍,导致留守少年在认知的选择上出现了迷茫,认知体系中的成分内容因为受到环境的不良影响发生了畸变,产生了认知体系错位和认知扭曲,错误的认知体系为农村留守少年犯罪提供了错误的理念支持,所以很多留守少年个体不能建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想,从而导致个人主义蔓延,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形成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推崇“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的道德价值观,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标准被替代为“重利轻义”,追求物质享乐,寻找感官刺激,使农村留守少年不惜以违法犯罪的手段、以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进而选择非法手段去实施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错误的认知体系使农村留守少年过大地夸大了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因素和消极信息,把非主流价值观误认为主流现象,以错误的人生观为价值导向,从而形成了阴暗的世界观,容易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必然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社会的正确关系,一旦遇到小的矛盾和冲突,错误的认知就会与不良的诱因或刺激相结合,形成犯罪动机,加速犯罪心理的形成,最后走上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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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性心理出现异常

个性心理包括气质、性格和能力三部分,其中的气质是先天的,气质是以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为生理基础,后天的环境因素只能改变气质的具体表现形式,但很难改变人的气质,而后天的性格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是以后天形成的暂时神经联系为生理基础,虽然这种暂时神经联系的形式是以先天的高级神经活动为前提,但个体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经验是可以决定其性格的,性格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并得到发展,因此,气质具有明显的先赋性,而性格是后天获得的,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正是因为如此,从社会化意义上讲,气质受社会化的影响不大,而性格可以由社会化过程直接决定,农村留守少年由于留守的经历,心理普遍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消极情绪,易形成不良的性格:过于自卑、内向、自私、冷酷无情、粗野肆虐、富于攻击性、喜欢怨天尤人、常有愤怒反应等,不良的性格和留守少年的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在遭遇挫折和不良外界刺激时引发的消极情感体验,容易产生强烈的犯罪动机,同时少年由于生理的迅速发育,身高、体重、骨髓明显增长,肌肉日益发达,个人力量显著增加,少年生理能量的暴涨使他们有能力把犯罪动机转化为实际的犯罪行为,而特定的气质则影响了罪犯对犯罪行为方式的选择,又为留守少年犯罪行为抹上了特殊的动力色彩,使他们在犯罪活动中表现出个体的气质特点,例如胆汁质的农村留守少年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易发生暴力行为,多血质的农村留守少年罪犯多是诈骗犯。

(三)调节结构失去作用

农村留守少年心理有积极因素,但由于社会化过程的不完善或错误,也同时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如果消极因素畸变的程度比较轻,自身的调节能力较强,有正确的意志力,也不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反之,缺乏坚强的意志力,调节结构就会失去作用,个体就容易沉沦颓废,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放任的态度。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控制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机制,自我调控的主要内涵就是“克己”,抵制消极思想的蔓延和滋生,对不良心理和犯罪行为起到削弱作用,而当个体社会化程度不完善或经历了错误的社会化过程时,就意味着其自我调控机制也产生了缺陷。大部分农村留守少年犯罪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他们犯罪动机萌生时,自我意志力薄弱,易受不良行为的暗示,容易随波逐流,受到犯罪诱惑的时候,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不加分析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加之自身最后的一道防线----调节功能失效,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消极因素不断膨胀,占据其心理的主导地位,个体无力抵制自己的犯罪冲动,导致最终犯罪行为的发生。正如留守少女陈晓雯的杀人案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转化为她的杀人动机。

四、如何预防农村留守少年犯罪

犯罪预防是指基于犯罪原因的提示,由国家、社会乃至个人采取各种方略与措施,致力于减少、消除犯罪形成的致罪因素,对于个体犯罪现象以及社会犯罪现象,予以预先防范的一系列活动(张小虎,2008)。研究犯罪的最终目的是预防和减少犯罪,针对我国的农村留守少年犯罪,我们更要根据犯罪现状、犯罪原因和我国的具体情况为出发点,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留守少年犯罪预防措施,政府、社会、家庭、个体等各个层面共同努力,保障农村留守少年的健康成长,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

从政府层面来看,区域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是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这其中有经济规律作用的因素,但同时也有政治原因。常言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预防犯罪就要依靠好的政策,以德政服人心。一方面,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积极为打破现行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积极促进城乡融合,从制度上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合理流动而努力。我国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身份,某些地区也正在解除户籍的区域限制,实行统一的户口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结束,而恰恰是改革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路远。真正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并不只是统一称呼为城乡居民的改革,而是实际意义上改变农村和城市公民身份差别性的福利制度、公共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使城乡均衡发展,消除城乡之间的各种社会排斥,实行城乡和区域一体化管理体制,确保农村留守少年不受来自制度方面的社会制约和排斥;另一方面把发展农村经济与推进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把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加快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实现城乡联运和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加快“富裕、文明”的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努力缩小城乡差距,积极制定各种惠民政策,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不断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正如 主席所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家庭层面来看,完整的家庭结构和亲密的家庭关系也是预防留守少年犯罪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大,尤其我国正处于农业化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农村向城市的合理流动是必然趋势。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父母的陪伴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留守少年最大的问题是家庭结构变异,家庭社会化的正常功能不足,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不完善,才会误入歧途走上犯罪的道路。农村留守家庭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留守”对少年的一生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要确保留守少年的家庭结构完整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才是根本。一方面,国家已经在客观政策上给予了支持,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允许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接受教育,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正在建设越来越多的廉租房给农民工居住,越为越多的流动人口也可以进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经济和子女上学的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在客观上减轻农村留守少年数量;国家还需要再加大政策上的支持力度,让农村劳动者更加合理地向城市流动,接纳和认可他们,从制度上保护农民也能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同工同酬的权益,把有条件的农村劳动者逐步地吸收到城市体系中来,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真正地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从主观上农村打工群体要意识到留守对子女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要克服一切困难尽量把子女带在身边,使经济与亲情兼顾,让留守子女不再“留守”,可以和其他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享受到完整的家庭亲情,正常地渡过少年期这个重要的社会化阶段。

从法律层面来看,少年立法要真正站在少年的角度而非“ ”的角度,以“少年权益保护优先”为指导,根据少年的生理、心理特征,以保护少年为出发点,在审理、处理和矫治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上区别于普通司法,着力使少年健康成长。对不良行为、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留守少年进行治理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留守少年与 不同,尤其留守少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年龄尚小,家庭结构不完整,情绪和心智不成熟,易受到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对留守少年犯罪进行治理,惩罚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目的是为了“教育、感化和挽救”留守少年,所以采用严厉的惩罚性方法是不合适的,在少年案件中要本着维护他们未来前途的原则,“教育为重,惩罚为辅”的原则,努力在司法管辖权限范围内制订出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法规,防止留守少年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而破罐子破摔,让失足留守少年更好地回归社会。一方面,在留守少年实施不良越轨行为时,家庭、学校或社会组织以适当的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教育、矫治,促使其改正;另一方面对于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在承认少年负刑事责任的基础上,不仅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还要根据孩子本人的实际情况(如家庭情况、影响个人的具体因素,认错态度,是否愿意重新做人等)结合犯罪行为后果进行具体量刑,公正、公平而且合乎人道地进行法律惩罚。任何监禁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对个体产生影响,与正常的社会环境隔绝,对于少年所产生的影响较 更为严重,所以即使监禁留守少年,期限应该是最短的必要时间。监禁留守少年是为了使其更好地重新社会化,要提供照管、保护、教育等职能,将被监禁的少年与成年人分开单独关押,并且要根据其年龄、性别和个性为其健康成长提供所需要的医疗、心理、教育和培训,定期让父母探望他们。

从社会层面来看,为了预防问题少年演变为犯罪少年,对于犯罪心理严重的少年,需要具有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专业知识的社工人员和心理咨询师的积极介入,从留守少年的犯罪心理入手,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对于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构成犯罪的少年来说,应当帮助他们树立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专业人员要帮助他们增长见识、明辨是非,定期为他们提供辅导和咨询;对于性格孤僻、极度偏执、对他人和社会极度缺乏信任感的少年,专业人员应当根据其容易发生攻击性行为的特点,适当引导他们在有益的活动中发泄自身的攻击 ,分步骤地对他们的具体行为提出明确要求,逐渐地提高他们控制情绪的能力,鼓励他们多进行社会交往,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让其在积极向上的朋友圈子里能感受到温暖和关爱,增强留守少年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对他人和社会形成信任感;对于在家庭中经常受到忽视或遭受重大挫折的留守少年,要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防止挫败感不断积累而引发犯罪行为,可以采用精神分析法,通过自由联想、情感的转移和沟通等方式,引导留守少年通过社会认可的方式把长期的压抑发泄出去,然后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从个体层面来看,农村留守少年要主动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做到知法、懂法和守法,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树立积极向上正确的、高尚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对集体和社会有一种安危与共、休戚相关的感情,对社会和人生有正面、积极的态度,主动提高自己的能力去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生活中主动了解并遵循社会规范和规则,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塑造健康的心理,培养高尚的行为习惯,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富有爱心、同理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会为了达到个人的 而置法律与道德与不顾,采取非法手段来谋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留守少年还要有清晰的自我意识,能够积极地认识自我,较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有能力接受别人的爱,也能给予别人爱的回馈,自信、自立、自强,可以扮演好不同阶段社会成员的角色,承担起不同的角色责任,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时具有乐观的心态,不怨天尤人,与他人能够友好和谐地相处,有较强的意志力和自我调控能力,能够自觉地抵御各种诱惑与侵蚀。

参考范文:

[1]转型期农村治理中政治精英存在的条件

[2]基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反贫困路径

[3]转型期农村金融的信用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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