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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硕士毕业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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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理论逻辑上看,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主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影响文化内在结构、引导文化发展理想和牵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价值。从实践逻辑来看,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影响文化建设根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足消解文化进步动力。从生成逻辑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是: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在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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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软实力;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97-05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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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 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12BKS034)。

作者简介:

张永奇(1982-),男,甘肃武威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 学会会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6年5月17日,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异常激烈的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217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如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哲学学科、社会学科及诸多交叉学科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识,也是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出解决之道才能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揭橥二者的内在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绕不开的话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

1.影响文化内在结构。文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在相处中通过观念与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综合,其内容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由此形成的文化要素,以及各要素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母体。文化母体常常包括纷繁复杂的子体。对其进行相对性划分,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各种“文物”构成,主要有文化的“实物”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比如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和人工改造物等都属这一层次。第二层由制度、规范等构成,主要包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为内核创制而形成的条例、规范等等。第三层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式。这些层次和要素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耗散结构和动态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人们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作为文化的核心给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制约”。[2]这样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学科形态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发达的部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发展程度左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稳定与否。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部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健全与平衡。

2.引导文化发展理想。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化”。但是,由于精神文化更能反映出人的本质,也更为持久、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时,又常常专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其内容十分多样复杂。人们通过对这样一些相互交织的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凝练、提升,就会形成相应的学科,如哲学、 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等。这些学科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社会乃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哲学是对其它各门具体学科的“再抽象”“再结构”和“再表达”,各门具体学科在丰富哲学的同时又受哲学的影响和指导。所以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本质。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的哲理、学术精神对于文化发展理想的引导最为强劲。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把这样一种影响称之为哲学对文化理想的论证力和导引力。他说,“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3]依施韦泽之见,一种称职的哲学必须担负起努力论证文化理想的内在价值和真理,激活文化理想的活力,并引导人们主动关注文化理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哲学思想越发达,越能引导文化发展理想,越能促使人们关注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文化进步的可能空间就越大。实际上,早在施韦泽从哲学层面来分析文化兴盛衰败缘由之前,马克思就预见性地对哲学在凝聚文化灵魂、引导文化理想中的作用做出过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容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当哲学化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时”,哲学就逐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境界。[4]

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文化理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它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化必然要以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的“扩音器”,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3.牵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并且在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利用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即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构筑和引导一种情势从而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5]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中国语域中所讲的“软实力”是被改造和创新而生成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基于运用权谋在国际竞争中追逐的征服他国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强制力、影响力和趋同力,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国力”。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形态,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因其良好品格所产生的对他国“非强制性”认同的内在吸引力。[6]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继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圈”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水平牵制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梁启超曾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对于人的意义,并强调,“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7]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回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建设成就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国家相继组织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程。这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如历经15年艰辛努力所编成的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汇聚近1400多名学者的研究心血、完成共计92卷3220万字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研究梳理出了首部详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150卷《当代中国》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8]在不同的领域接续和传承了中华文明,弘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概言之,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突出标志。

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加突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高校为例,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局部削弱的倾向仍然存在。对此, 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1]10

马克思主义的“失语”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疏离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国情。在对待国外理论和方法时不加分析,盲目追捧,并以此为圭臬来评判学科研究和建设水平的高低。从学者的研究选题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忽视当代中国实践,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意回避,理论研究的成效难以与实践创新要求相一致。从研究理路来看,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所谓“纯学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内外思想理论动态反应迟缓。这样一些问题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逐渐“失语”。马克思主义的“失踪”问题反映在一些高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部分高校教师迷信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著的教材。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失踪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失声的问题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中,一些期刊偏爱用西方理论范畴研究的成果,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果则较少采用;在一些论坛上,基于西方理论范型分析我国现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透视现实问题的声音则越来越少。[9]此外,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一些错误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也就不难解释了。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理所当然的是文化发展理想和方向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局部削弱的倾向,必然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发展方向。

2.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削弱文化建设根基。科学的进步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对问题的发现、深掘,科学就会原地踏步,陷入停顿的境地。所以,历来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德国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提出新问题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解决问题则不过是长期训练中形成的一种技能。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也说如果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说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科学演进的一般逻辑。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时代问题和哲学问题总是交互重叠的,哲学研究的难点在于找到“真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过是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见,善于抓住和解答“真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促进了先进文化建设。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大讨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为党的十三大顺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调控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为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立了理论基础。此外,在推进社会主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先导、思想准备、理论创新和智力支撑的作用。

当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问题更多、更复杂。《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在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速之后,跌落到了GDP增速之下,这给扩大国内消费和完成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人,人口红利将逐渐进入收缩时期。此外,环境 件多发,各类安全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等也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1]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存在理论储备不够、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状况。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多,短平快的研究多,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多,寓于书斋的研究多;相对来说,能有效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少,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少,跨学科综合的研究少,基于调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少。这种不良状况的根源在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游荡于文字之上,飘离与问题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成了文字游戏的简单道具。这些突出问题削弱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底座,如果发展下去,会使文化建设失去生命之源、现实之基。

3.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较少消减文化进步动力。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用“三个不是”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激烈性。他认为从文化创造上讲,当代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从指导思想上讲,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实践道路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21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跨越、大发展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立足实践,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要求更高。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源”。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调查显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看法,551%的受访者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创新意愿、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创新结果的调查中,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表示认可;然而,只有449%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努力表示认可,354%的受访者对其创新能力表示认可,对其创新成效表示认可的受访者则仅占262%。以上选项在团队研究情况的调查中显示,632%的受访者对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评价,而创新能力、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的肯定评价比例依次为457%,448%,361%。[12]持肯定态度的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逐步降低,折射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创新意愿强劲而创新成效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

由此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造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表现不佳等恶性循环。这将严重消解文化进步动力,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的“文”原指文学,如果将其引申为哲学社会科学,那么足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寻绎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理想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化引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说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一理论思维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 宣言》中率先问世,到《资本论》出版以后日渐成熟,并超越国界,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历史事实特别是《 宣言》发表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的思想境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如果动摇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偏离航线,陷入迷途。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增强文化引导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堪称完备而严密,就在于这样一种完整、科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观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14]它以科学性为底色彻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探索历史发展之迷中“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5]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动能至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8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纠偏和遏制各种错误言论,为文化强国建设确定正确方向。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诸多纷乱的社会思潮中丧失灵魂,最终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也会无所依据。

说到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增强文化的引导力,核心在于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最终是“人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文化引导力的深层课题。凡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不是立足当时人民需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问题交融互动中而创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价值选项。可以说,为利益集团发声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仅事关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导向和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个别学者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来鼓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做到“价值中立”,试图抹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本人并没有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特点。他明确地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探究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在这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决定的。[16]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要做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贡献,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12-13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才能开掘自身厚度,为增强文化吸引力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指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意思是说要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内生动力。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反映的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脱离时代要求,不能洞察时代变局中的问题,不能为时 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能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的表达自己,也绝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耕时代田园,抓住时代问题,才能在解答问题中获得养分。 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8] 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突出的情况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与时代同步,不对问题涉入,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寻绎历史脉络,探究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14事实上,古今中外,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凡有成就者,无不扎根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回答时代问题。

当前,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再平衡”困难重重。从国内来看,“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急需大力转变,发展动力面临全面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充满期许。学术乃天下公器。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不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因为错过与现实问题相交融的历史契机而失去发展的空间。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主动做到“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坚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

就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论,要不断努力探索“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和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脱离现实。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累积自身厚度增强文化吸引力。

3.在培育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并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提升文化影响力成为需要补齐的主要短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又是负载价值观、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那么,怎样才能培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呢在一项关于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需着力的地方的调查中,542%的受访者选择了“改进评价机制”,411%的受访者选择“加大经费投入”,395%的受访者选择“创新管理体制”,338%的受访者选择“加强学风建设”,294%的受访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275%的受访者选择“加强队伍建设”,147%的受访者选择“扩大对外交流”。[12]这些数据从多个侧面说明了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的努力方向和着手方向。

“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培育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着手,妥善处理好十个方面的矛盾。这十个方面的矛盾涉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广泛介入实践的矛盾,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与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二为”方向与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坚守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矛盾,研究过程中集体协作攻关与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何协同推进的矛盾,加强党的领导与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内在规律的矛盾,坚持理论自信与开放包容之间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人”与“为文”的矛盾等。[19]“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妥善处理以上关系,是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突破口。

另外,在诸多因子中,要特别重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评价反映的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应用于客体的价值意识。[20]评价具有的规范性、激励性、创新性功能,对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学术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学术成果的筛选、鉴别与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评价就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从而提升文化影响力,需要全面构建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富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具体来说,要继续完善以专业评价机构为主体,以学术期刊为载体,以学术成果的质量、数量以及影响因子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同时要防止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相异化,特别要避免由于学术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导致的学术研究的功利化,进而造成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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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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